南京大学的从丛教授在2000年10月9日光明日报的《“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一文中指出了我国英语教学中存在的“中国文化失语”现象。这一说法的提出立即引起了外语学界的关注，此后的数年间，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对于外语教学改革有着深刻的启示，特别是对目前国内的思政课程改革也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1 跨文化交际教学中的目的语文化
实际上，在“中国文化失语”这一概念于2000年被明确提出之前，外语教学界就已经对跨文化交际教学中的文化导入问题进行了诸多探讨。20世纪80年代，跨文化交际开始在我国推广起来。随着这种教学方式的普及，目的语文化的导入也变成了外语教学界的共识。例如，桂诗春建议，在外语课堂中使用文化旁白、文化包等方法进行文化教学，并把这些方法纳入教学大纲中(桂，1988：153-157)。对目的语文化导入的共识也是交际外语教学法的一个必然结果，因为交际能力的培养和目的语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袁芳，2006)。同时，众多研究也开始关注外语教学课堂中的目的语文化导入问题，在一些研究中，跨文化交际能力也被称作目的语社会文化能力(见王英鹏，1999；钟华，樊葳葳，秦傲松，2001)。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就外语教学中的目的语文化导入这一方法和其理论基础提出了质疑，例如，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否等同于“在目的语文化情境中适宜地使用目的语的知识”(高一虹，2002)。高一虹对这一问题最为集中的论述在她2002年发表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跨越”与“超越”》一文。其核心观点是区分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两个层面：文化的跨越与超越，该论文主张后者应该成为新的培养目标。高一虹(2002)认为，在目前盛行的“跨越”模式下，人们对文化的理解方式仍然是一种本质主义的理念，即“每一种文化都有一套固定的、共同的、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本质”，因此也就有了文化“导入”这种说法。而在“超越”模式下，学习者能够获得整体意义上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反思能力，因而就跳出了目的语文化理解框架，最终能够在跨文化交际中生产性地建构自我认同(高一虹，2002)。关于“生产性地建构自我认同”这一概念，高一虹在1994年就以“最佳外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提出了有别于“削减性双语现象”和“附加性双语现象”(Lambert，1974)的“生产性双语现象”。而在2002年的这篇论文中，高一虹则把“附加性双语现象”“削减性双语现象”作为“文化跨越”模式的双语现象社会心理的理论基础，而Fromm的“生产性取向”理论和高一虹提出的”生产性双语现象”作为“文化超越”模式的主要理论基础。
文秋芳对于这一问题也做出了代表性论述。文秋芳的研究路径是回归到语言与文化关系这一核心的理论基础问题中。文秋芳(2016)认为，要明白如何处理目标语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在理论上厘清目标语与文化的关系，也就是说，目标语与文化到底是可分的还是不可分的。文秋芳(2016)指出，在可分论的框架下，语言被看作是容器，可以用来放置各种不同的文化内容，那么英语通用语也就不再总是与英语本族语文化捆绑在一起，我国“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理念也明确体现了这种可分论的思想。此外，文秋芳在文中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讨论语言与文化关系时要区分“结果”与“过程”两个不同的视角。从结果视角来看，交际者使用的语言表达确实与文化不可分；但是，在表达的过程中，交际者是有权选择自己想要表达的文化内容的。另一个核心观点是，文秋芳采用这种“过程”视角，借鉴Levelt(1989)的理论，把语言文化分为主题、语篇、情境、语言本体四个维度，不同维度上的语言文化的可分性有强弱之分，显性度有高低之分，那么文化教学时就可以根据可分性的强弱和显性度的高低来处理。
2 文化导入问题的价值观思考
相较于跨文化交际教学中的目的语文化研究，以“中国文化失语”命名或作为关键词的研究呈现出了更多的对现实和价值观方面的思考和担忧。比如，对现实中一些典型现象的批判性思考包括英语学习者与西方人交往时无法恰当地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见 从丛，2000；赵凤玲，2009；宋伊雯、肖龙福，2009)，有一部分大学生对英美文化的认同甚至超过了对母语文化的认同(见高莉君，2011；张蔚、米家全、印蕾，2008；周敏，2011)。
实际上，对外语教学中价值观输入问题的批判性思考在西方英语教学研究中也颇受关注。Alptekin(1984)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的英语教学中进行英美文化和价值观导入的做法，可能会导致文化殖民的危险。而把外语文化学习目标变为次级目标从属于外语交际能力的做法，实际上就是试图让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去价值观化，使得文化教学变得更加中立(Kramer，1976)。这种对外语文化教学的批判性思考也是中国文化失语研究的核心内容。比如，赵海燕(2016)指出了国内英语教学中长期以英美文化为本位所带来的问题和隐患。论文认为，民国时期是高校英语教育英美文化本位的形成时期，具有明显的殖民色彩，当时的英语教学师资主要来自英美籍教师和大量归国的赴英美留学生，高校英语教育就沿袭了英美模式，以英美文学为范本。作者同时指出，改革开放后高校英语教育的文化取向实质上是延续了民国传统，仍然以英美文学及人文精神为本，而中国文化仅体现为在英美文化主体内容边缘游荡的若干文化符号。
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一种观点是从相反的角度进行探讨的：其关注的重点不在于语言文化教学中的价值观导入问题，而是国内的外语教学多年来忽视了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意义，换句话说，我国外语教育长期以来还是一种工具性的属性。其实在政策大纲层面，我国早已要求英语教学兼顾工具性和人文性。比如2007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明确提到，“大学英语课程不仅是一门语言基础课程，也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其不仅具备工具性,同时更具有人文性”。然而，许多学者指出，长期以来，英语教育，特别是高校英语教育，仍然抱有一种语言工具式思维，过于强调知识和技能，而忽视了人文素养的培育(如杨东杰、王维倩，2013；吴茜，2013；戴炜栋，2008；张珊，2017)。恰恰是这种倾向，最终导致了外语教学文化立场的不明晰。例如，张珊(2017)认为，中国英语教学母语文化失语的根源在于我国的外语教育始终“没有明细文化教学的理念，确立文化教学的意识，重视文化教学的功能，没有将外语教学中文化元素的价值提升到应有的地位和高度”。张珊进一步指出，这种情况的长期影响就是，当没有很好地确立自己的社会文化方位的情况下，真实全面的西方文化受到遮蔽，中国传统文化缺失，中国外语教育就无力培养学习者在中西方文化差异与文化共向两方面客观的、正确的敏感性与认知。
3 文化失语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
在高校英语教学中国文化失语的研究中，具体关注并且进行论证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大学生对母语文化的掌握熟悉程度，第二是他们使用英语表达母语文化的能力，第三是师生对英语课堂中进行母语文化教学的观点和态度。对于最后一个问题，研究工具常常包括调查问卷和访谈，问题包括研究对象认为了解母语文化的重要性，以及课堂上教师介绍母语文化的情况等(见 宋伊雯、肖龙福，2009；朱敏、解华、高晓茜，2016；周岐辉、陈刚，2015)。而关于前两个问题，对母语文化的掌握程度和英语表达母语文化的能力，则主要通过测试问卷完成调查。参照的文化题目一般来自教育部高教司推荐的《中国文化概论》《跨文化交际学概论》《朗文汉英中华文化图解词典》《实用汉英情景分类词典》等(见宋伊雯、肖龙福，2009；袁小陆、赵娟、董梅，2017；郭佳，2011)，其中一些研究在文化测试部分还把文化分为了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分别进行测试(见宋伊雯、肖龙福，2009；袁小陆、赵娟、董梅2017)。对于母语文化的表达问题，大部分问卷的测试内容都集中于词汇表达和翻译，比如翻译中国传统文化词汇或者一些中国专有词汇，常见的包括春联、孔子、道教、兵马俑、仁、农历、三好学生、和谐等(见朱敏、解华、高晓茜，2016；周岐辉、陈刚，2015；张蔚、米家全、印蕾，2008)。其他常见的题型还有对某个主题(例如中国传统节日和相关庆祝活动)的英语介绍(见高莉君，2009)。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研究直接关注外语教材中的母语文化教学内容。比如，李超、刘爱真(2007)对现行的大学英语教材内容进行调查，统计涉及中国文化的文章和主题所占的比重。刘艳红、Lawrence Jun Zhang、Stephen May(2015)建立了大学英语教材语料库，采用语料库语言学分析方法，对比了教材对不同国家文化的收录情况。研究发现，扩展圈国家文化和外圈国家文化在教材中的整体收录比例非常低。许多研究指出，针对外语教材的研究非常重要，然而目前关于外语教材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于问卷和访谈，实证研究不够，且大多数研究仅是间接获取教材信息(见柳华妮，2013；卢爱华，2014；刘艳红、Lawrence Jun Zhang、Stephen May，2015；张建佳，2018)。但是也有学者对外语教学文化内容进行定量分析这一点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由于这些文化内容或者文化符号是和具体的历史、社会、政治背景紧密相连的，相较于定量研究，定性研究方法会更具解释力和说服力(Weninger & Kiss，2013；Canale，2016)。国内关于教材文化内容的定性研究一般基于Byram(1993)的教材评价体系，根据Byram的八种文化主题分类，对大学英语教材中的文化内容进行文本分析(如王婷，2014；刘黎静，2018；高莉萍，2009)。刘黎静(2018)通过研究发现，新视野大学英语教材中的文化类型不够均衡，而且跨文化视野具有局限性，美国文化取向突出。然而，在这类研究中，由于中国文化的教学内容在教材中占比本身就非常少，也就很难专门针对教材里的中国文化进行文本分析。
4 结束语
可以看到，在目前的外语教学中国文化失语研究中，不论是对英美文化殖民的担忧，还是对国内语言教学工具属性的反思，其关注核心都是外语课堂中的文化价值观问题。然而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大部分研究仍然采用了定量研究的方式，如使用调查问卷和测试试卷，以及以词汇和翻译题等作为考查文化水平的方法。这样看来，对中国文化教学的理解和定义似乎又出现了本质主义的问题。同时，外语课堂里中国文化教学如何实现价值观教学这一点还并未得到充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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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大学外语教学研究 网址: http://dxwyjxyj.400nongye.com/lunwen/itemid-3784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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